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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眼之间在台北的时间已经过去八分之一，我们仍然住在山上，每天回去仍然要走一样的路，经过一样的商店，看到一样的骑机车的人，读到一样的招牌，感受到一样的市井和老旧。看着这些景象，有时候我会特意提醒自己，“你就在台北”。不要让那种必然会产生的熟悉感让我对一切不以为然。
我们刚到的第一周，一次在食堂遇到小师妹，她红着眼睛说听到有人在厕所骂她“嚣张”，因为她上课时英语说得太溜，观点说得太好。她说本以为这里是沿袭美式教育传统，不会“枪打出头鸟”，没想到还是这样。虽然大家长着同样的面孔，可是刻板印象还是能找到搭载的土壤，口音，陆生，陆客，一切除了标签还是标签，我们被统统丢进一个大箱子，再在上面写上各种经过选择的描述。
可是，一味地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，当来自天南海北的陆生坐在一起，才发现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，我们还会以为延安大学的都住窑洞，人民大学的就是书呆子。同样的，都来自大陆的博士生也不爱和哪怕是硕士生多聊几句。
偏见的形式如此多样和隐晦，以至于我们都习以为常，忘了去分辨。
还是先张开自己的眼睛吧。
为了报跳舞班，我得开始节衣缩食了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因为本来就已经废寝忘食了。
我从没允许过自己花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跳舞上，心里狂乱地长着草，只要一有空闲，那里就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。中午吃完饭，下午一下课，任何的时间，见缝插针。或是说，我都根本没心情吃饭，每次都是手颤抖着咀嚼完，然后再装作气定神闲地走进排练的地方。
那是一个地下室，不大的空间聚集着所有的学生社团，用办公室的隔间隔开，每个社团有一个办公桌大小的地方。热舞社就比别人就多两块镜子。
就是在这样小的空间里，每天和走马灯一样，不断地有同学来练习，时间到了就上课，上完课又回来，我感觉他们也不会有手颤抖的问题，因为都是直接把饭拿到下面来吃。这里是强大的归属。
在北京时，我并不感觉有束缚。但是，当我来到这个岛屿，当我可以假装我是突然从这块土地上蹦出来的石猴子，才知道什么叫“束缚”，才仿佛真的有勇气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那个束缚到底来自哪里？而会不会再回来？
《少年怀民》里写他初到美国，终于开始跳舞，每天买个三明治便去神采奕奕地上课，在大街上会欢快地跳起来，拉着路灯转一个圈。我仿佛体会得到那样的疯狂和释放。
所以我吃三明治的手也更加颤抖。
在还没开始跳舞之前，少年怀民曾经想过，噢，也许我可以当一个舞评家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想法简直是太怯生生了。我也曾有过种种的想法，所谓结合我的专业和爱好，甚至在几天前，我还为这个目的去看了纪录片《街舞狂潮》的导演见面会。但是，仅仅是预告片一出来，我就立刻明白，不，我一定要是一个好的DANCER，首先的首先，除此之外，一切的想法都是胆怯的，逃避的，被诱惑的。
林怀民从23岁开始学现代舞。而我也23岁。原谅我不知不觉地从一本传记里找到了这么多的认同，感谢它让我再次心潮澎湃，泪水纵横。敏感的心灵是夜晚的光辉，在倒映着深蓝色云彩的水田里默默耕耘，偶尔的蚊虫虽然扰人心智，却始终阻止不了粮食的生长。
接下来的路更长。
我有点激动。
来到这里一个月，感觉自己更加勇敢，心胸更加开阔。
对很多事情也有新的角度和看法。
希望回去之后，在这里积累的一切不会被磨灭掉。
尤其是眼睛里的光芒，我相信它真的有。
